《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要深化環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構建環境信用監管體系。近年來，包括環境信息在內的非財務信息披露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而在相關部門的積極引導下，國內企業在ESG（環境、社會、治理）信息披露方面獲得了長足進步。近年來，財政部、生態環境部、中國人民銀行、國資委及國內各大證券交易所等陸續出臺了一些政策措施和披露指引，推動ESG信息披露的規范和發展。國內企業如何看待ESG信息披露？如何才能更好地做好這項工作？圍繞相關話題，本報記者采訪了商道融綠董事長、中國責任投資論壇理事長郭沛源。

郭沛源，清華大學管理學博士，2005年創辦商道咨詢，曾任總經理，現任首席專家。商道咨詢專注企業社會責任與ESG領域，多年來服務了數百家國內外知名企業。郭沛源在2015年發起商道融綠，任董事長至今。商道融綠專注ESG評級和數據服務、綠色債券第三方評估服務，是目前唯一一家在彭博數據終端展示評級數據的中資ESG評級機構，也是中國首家獲得氣候債券倡議組織授權的綠債認證機構。郭沛源博士擔任多個社會職務，是中國責任投資論壇（China SIF）理事長、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理事、中國上市公司協會ESG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證券業協會綠色發展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保險資產管理業協會責任投資（ESG）專委會專家顧問、聯合國環境署金融倡議（UNEP FI）中國顧問。

中國環境報：提到環境信息披露，還經常提到另外兩個詞：CSR和ESG，它們之間是什么關系？

郭沛源：CSR是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簡稱，指的是企業在其經營活動中承擔的社會責任，包括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以及對員工、客戶、供應商和社區的責任。ESG是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的簡稱，涵蓋了企業在環境、社會和治理方面的表現，包括企業對氣候變化、資源管理、人權、工作條件、社會公平、公司治理等問題的態度和行動。

CSR和ESG到底有什么不同？可簡單歸結為一句話：淵源不同，但殊途同歸。CSR主要起源于20世紀90年代的反血汗工廠運動，導致紡織服裝、電子產品等行業的企業在選擇供應商時，考察其社會責任表現。ESG的發展起源并不來源于供應鏈，而是來自于倫理投資或社會責任投資，也就是早期歐美的一些資本在投資時會把倫理因素、環境因素等非財務因素納入其中，比如不投資博彩行業、不投資污染企業等，最近20年發展成為ESG投資。所以，CSR和ESG最主要的區別是來源不同，但如今兩者有點殊途同歸了，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譬如都強調經濟、社會、環境的三重底線原則。因此，我們既要看到二者的不同，也要理解相同之處。

信息披露是ESG的基礎設施。因為信息披露影響ESG的數據質量，而數據質量會對ESG評價體系構建、ESG評價結果產生影響，從而影響ESG投資決策。缺乏信息，市場就無法判斷哪家公司做得好、哪家公司做得不好。

中國環境報：為了推動ESG信息披露工作，財政部、生態環境部、國資委等多個部門都曾出臺政策措施，這些措施的著力點有什么不同？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了什么作用？

郭沛源：近年來，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ESG）、可持續發展與責任投資理念在國內外飛速發展。2023年6月26日，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發布兩項可持續信息披露準則，為企業可持續和氣候相關信息的披露提供了一致性的基礎框架，成為標志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里程碑事件。

我國的ESG發展也已駛入快車道，政府各監管部門通過制定和完善相關配套政策，不斷推動企業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參與和實踐。2023年以來，生態環境部涉碳相關政策密集發布，主要聚焦碳中和標準體系建設、碳數據計量與核算以及碳市場建設運行，推進氣候轉型的深入。2023年8月，國資委辦公廳向中央企業和地方國資下發《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專項報告編制研究》課題成果，包含《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專項報告參考指標體系》和《央企控股上市公司 ESG 專項報告參考模板》，推動加快建立統一的ESG信息披露標準，助力構建中國特色ESG體系。

2024年4月12日，在證監會統一部署下，上海、深圳、北京證券交易所同時發布《上市公司自律/持續監管指引——可持續發展報告（試行）》（以下簡稱《指引》），要求規定的指數樣本公司和境內外同時上市的公司應當披露《可持續發展報告》或《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報告》。由此，中國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將更加規范與統一。

5月27日，財政部發布《企業可持續披露準則——基本準則（征求意見稿）》，為中國企業提升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質量進一步明確了方向，也為 ISSB國際準則在中國的落地應用打下基礎。

中國環境報：您如何評價ESG信息披露工作在國內的發展情況？國內企業在這方面，近幾年有哪些變化？

郭沛源：我們連續十多年開展國內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統計研究發現，我國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及ESG報告披露數量逐年上升，但缺乏統一的規范指引，報告質量良莠不齊。

目前，國內企業進行ESG信息披露時，報告名稱包括ESG報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等。根據我們的統計，截至今年5月1日，滬、深、北三市A股上市公司共計5362家，截至今年6月10日，共有2090家上市公司發布報告，較上年增長376家，發布報告的公司數量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數量的38.9%。尤其滬深交易所的ESG信息披露發展勢頭良好，這離不開監管機構、交易所的推動和企業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引領。隨著《指引》的正式實施，未來ESG報告發布數量還有較大增長空間。

我們也發現，不同行業對于ESG信息披露有著不同的認知和態度，重點披露議題也因行業特點而有所不同。A股上市公司中，金融業、公用事業和能源行業的報告發布率較高。

中國環境報：您在研究報告中提出，近年A股以《社會責任報告》命名的報告數量加速下降，以ESG命名的報告比例明顯上升，這是什么原因？二者有什么區別？

郭沛源：傳統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努力，但較多側重公益、慈善等方面的內容，多是定性描述，主要為了彰顯品牌和形象，較少進行績效信息比較和分析。而標準化、結構化、數量化的ESG信息披露主要是面向資本市場的，能夠更好地滿足投資者的分析需求，對與公司經營密切相關的內容進行量化，提供更準確、全面的可持續發展信息，也有助于推動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落地實施。

我認為，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可持續信息披露會逐步脫離原來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講故事、做品牌”的邏輯，而更多地向“講管理、秀價值”的邏輯靠攏，定量信息的重要性也逐步提升。在這種趨勢下，企業應當建立健全與可持續信息披露相關的數據收集、驗證、分析、利用和報告等系統。

4月29日，證監會上市司相關負責人在參加中關村論壇“ESG助力美麗中國建設”平行論壇時表示，證監會將持續評估《指引》）的適應性，在加強規范中推動發展。證監會上市司相關負責人指出，《指引》是上市公司可持續信息披露的“考綱”，不是課外閱讀材料。既然是“考綱”，那就必然要接受“監考”，防止作弊、“漂綠”。對于多數上市公司而言，可持續發展報告并不是強制披露的，但不代表可以隨意披露。公司不能將公告作為“廣告”，把ESG披露作為品牌營銷的手段，借由ESG的“外衣”過度包裝，提供不準確的信息誤導投資者。

中國環境報：現在，國內企業如何看待環境信息披露工作？

郭沛源：國內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工作的推進，應該說是“胡蘿卜+大棒”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推動強制披露的同時，鼓勵企業自愿披露。

實際上，包括環境信息披露在內的ESG信息披露，不是寫出一份報告就可以，企業應該在披露過程中發現自身管理存在的問題，實現以報告促管理。雖然國內企業在這方面有了較大進步，但距離理想狀態還有一定距離。主要原因在于，現在很多企業進行ESG信息披露還是被動應對為主，抱著“交作業”的應付心態，而不是真正的認同。

近年來，證券交易所等監管機構愈發重視董事會對于公司ESG事宜的監管。從企業內部視角而言，董事會負責管理公司的ESG管理事宜，對ESG管理工作的高效決策、自上而下開展 ESG 工作有著較大推動作用。在董事會的推動下，ESG管理工作能更好地融入各部門的日常工作中，有助于公司防范ESG風險，實現自身穩健發展。

中國環境報：對于企業來說，怎樣才能做好這項信息披露工作？

郭沛源：當前，很多企業的ESG信息散落企業各部門，以手工收集為主，缺少規范的數據標準格式，不同時期的ESG數據缺乏可比性，遠未實現 ESG 管理的數字化、信息化。 因此，企業應建立自上而下的標準化ESG數據管理體系，應用信息化平臺實現公司多個事業部、子公司ESG數據的一體化管理，從而為下階段的量化分析、目標化管理打下基礎。但是，ESG數據的管理是一個漸進過程，企業要謹防一次投入高枕無憂的求大求全心態。

同時，企業也應正視ESG咨詢機構的作用。從全球ESG表現優秀的企業案例來看，在其ESG績效成長的過程中，優秀企業是將咨詢機構作為“教練”和“陪跑”以獲得管理工具和方法，而不是作為出租車直達目的地。

另外，相關部門為了規范信息披露工作，出臺了一系列標準、規則、指引等。這些要求在原則上是不沖突的，但我認為相關部門在措施制定過程中還是要關注協同性問題。對于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來說，編制ESG報告要遵循“1+N”的策略，就是要遵循所在交易所的要求，同時兼顧其他有關的監管要求。